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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，北京市行政区划重新调整，市中心区的四个区变成了两个，崇文区和宣武区分别被它们北边的东城区和西城区给兼并了。

市中心区原来有东城西城崇文宣武这四个区，它们都处在原来北京城的城墙之内。东城西城，方方正正，以贯通天安门钟鼓楼的中轴线为界，而崇文宣武，却像是垫在东城西城下面的一座基石，东西宽，南北窄，呈扁方形，或者也可以把它比喻成东城西城的一付厚底靴。

人们通常也将崇文、宣武这两个区称为“南城”，这里的房子更多平房，也更破烂，到了晚上连街道的灯光都比东城西城更暗淡，这里住的人，除了北京“土著”，更有很多在北京打拼漂泊的“蚁族”，因为南城的房租便宜。

1994年冬，北京大栅栏雪后街景

这让人不禁想起那句形容北京城的老话：北京城历来是“东贵西富，北贫南贱”。这句话的历史渊源可以上溯到明朝乃至更早。

内城，外城

北京成为都城很早，战国时燕国的首都蓟城就在今北京城的西南隅。不过真正从建都之初就非常有规划，按设计图来把北京城建得齐整而又周全的，是元大都。

到了明朝在北京建都，整个城市往南移，城市中心即皇城到了今天故宫的位置，德胜门和安定门为北京城墙的北界，而它的南部城墙，是在今天崇文门、正阳门（前门）与宣武门一线修起来。

明朝的正统四年（1439年），新城墙的九座城门楼完工，遂改称原来的丽正门为正阳门，文明门为崇文门，顺承门为宣武门。这就是崇文和宣武两个地名的由来。

今天的北京人，习惯将正阳门、崇文门和宣武门称为“前三门”。

在元代时，“前三门”以南即今天的北京南城一带，属于城外，没能住到城里的居民多在此安家，当时已经是比较繁华的商业区和居民区。

但是到明朝初年时，因战乱使得北京城商业凋零，政府只好招商引资进城。当时建的商业区城内城外都有：在内城的钟鼓楼、东四牌楼、西四牌楼以及大城各城门附近，修建了几千间民房和店房，规定一部分“招民居住”，一部分“招商居货”，叫作“廊房”，前门外的廊房头条到廊房四条那四条街巷就是这样来的。

明清之间北京旧城城址变迁

在明朝建都一百多年之后，明世宗朱厚采纳大臣们的建议，决定加筑外郭城，以增强北京城的防卫，抵御蒙古骑兵的袭扰。这道外城城墙所圈进去的扁方形土地范围，就是“外城”，它与前三门以北的内城相对。它也即今天我们所说的北京南城。北京城特有的凸字形轮廓，就这样定型。

不过，这片“外城”，所包入的居民区与内城不同，它从未经过规划，因而多是曲折狭窄的街巷相互交错，并且形成一些自西南而东北通向正阳门前的斜街，即使是后来的老北京人，初到这里也很容易辨不清方向。

这个时期的北京内城外城，并没有后来清代时那样大的贫富差别，但还是有微妙的不同：官宦人家的大宅基本都修在内城。很直接的原因是，那里离皇宫近，上朝方便。

而且由于皇城南面的正门承天门只有大朝会才开启，平时关闭，平常官员上朝皆需走东安门和东华门入紫禁城，所以，中央官署机构多安排在东城，在东城的勋贵宅第也盛过西城。

满城，汉城

1644年，满清的军队开进北京，将这里定为新的国都。这是北京城发展历史上一个转折点。如果说，此前的北京城还比较像一个典型的政治和商业中心，此后的北京城则呈现出一种畸形的官、商分头发展的独特局面。

清朝人全盘继承了明代的北京城格局，但将汉族居民全部驱除出北京内城。

此时的北京内城处处军营。而军人们的家眷也都带进了城，视官阶的高低分配住房。王爷一级的，多是占用前朝重臣留下的宅院，后来再慢慢新建一些王府，各级将领分配到大小不同的四合院，普通兵丁，大约能分到一至三间房屋。原来明朝时北京的官邸就以在东城居多，到清代时沿循下来，更是偏重东城。

住在内城的满族官兵靠俸禄过活，不允许从事生产性工作，纯粹是一个消费阶层，但他们的生活区周围偏偏没有提供消费的吃喝玩乐场所，这些需求，只能到汉人们居住的外城去解决。

而这时的外城，即今天的北京南城，慢慢地形成了一个繁荣兴旺的集商业、娱乐和汉人士大夫文化为一体的独特城区。

今天的人一提到北京的南城，都会提到这样几个名字：大栅栏、宣南会馆、天桥、八大胡同。这确实是北京南城的几个标志。

既然北京这样一个政治与文化中心，一个纯粹的消费之都有这样大的需求，既然大栅栏一直又有商业区的基础，又恰好地处内外城之间的要冲之道，十数万的汉民迁到这里，这片商业区不繁荣发达都不可能。

大栅栏里的众多北京老字号商铺非常出名。康熙八年，同仁堂药店开张，嘉庆十六年，马聚源帽店开业，随后是内联陞鞋店、瑞蚨祥绸缎庄、厚德福饭庄……

生活需求的方方面面这里无所不包，到清末，这条街的繁荣发展到顶峰。但大栅栏不光是商业中心，这里还有许多的铸造银子的炉房，及钱庄、银号等，它也是一个金融中心。

南城不穷

从大栅栏往西，在后来的宣武区界内，是北京的会馆最为集中的地方。

会馆，最早在明初就有了。开始是为进京赶考的外地学子们提供食宿而修建起来的，后来有外地来京赴任或述职的官员、经商的商人也多在此留宿。

明、清两朝的贡院一直位于东单牌楼东边，殿试在紫禁城内的保和殿，都距离前门不远。

进京来的学子从这里去考场方便，而客商们从这里去听戏、逛商铺更方便。

戏园、戏班子多，这也是旧时北京南城的一大特征。早在清康熙十年，清政府就下令“京师内城永行禁止设戏园”，目的在于防止八旗子弟耽迷其中，流于浮荡。但是却禁而不止，内城的戏园反而日见增多。

到嘉庆四年，政府再次下令将内城所有戏园全部迁到外城。此后的百余年时间，前门外聚集起了广德楼、三庆园、庆乐园、广和园等数十家著名戏园，夜夜锣鼓喧天笙歌不绝，而享誉京城的“四大徽班”也多在这些戏园演出，为了方便，他们就寓居在附近的街巷：韩家潭、陕西巷、百顺胡同等处。

这些胡同名，今天的人听了可能已经生疏，但当年的老北京人都知道，那是著名的“八大胡同”所在地，即旧时北京妓院最集中的地段，最红火时，那里的妓院达到200多家。

由是，前门外的北京南城，既有繁华商铺，又有梨园戏班，还有青楼艳妓，不光是内城的八旗子弟在这里声色犬马，这里也是汉官、文人、客商们流连忘返的地方。

那些建在宣武门外的会馆，规模大一点的都会建一个自己的戏台，在节庆假日请戏班来唱戏，有的会馆比如湖广会馆，在本身没落以后，戏台变成专业戏园，即后来的“湖广会馆大戏楼”。

据统计，住在北京南城的“北京土著人口”，大多是以服务业为生的下层市民：商铺伙计、手工业者、商贩走卒或如骆驼祥子那样的人力车夫。

民国之后，随着科举制度的取消，会馆也开始没落。会馆的房子逐渐出售给周围的居民，遂演变成大杂院。

我们通常对老北京文化的印象，多是来自老舍的几部文艺作品：《骆驼祥子》、《龙须沟》、《四世同堂》等等。里面描写的四合院文化应该发端于北京南城，也具有最典型的北京平民阶层的特征。

20世纪30年代，北京天桥的一家影院门口

这里就必须说到南城的天桥市场。它在前门大栅栏的南边。那里是为下层市民提供娱乐的场所。里面的相声、杂耍、戏曲与吃喝玩乐混杂在一起，全部露天，有点类似后来人们看到的北京春节庙会。

它的蓬勃生命活力，孕育出了北京相声大师侯宝林这样的民间艺术家，它也是各种社会污垢的沉积之地。

有一位老北京的灯谜专家翟鸿起，曾撰文回忆他小时候跑到天桥看露天电影，“回家被父亲得知，将我痛打一顿，并严厉嘱咐我，以后绝对不许再去。母亲事后对我说：‘这么点的孩子就去天桥玩儿去，能学出什么好来？’”

这就是人们所说的“南贱北贫”的“贱”。在普通北京市民的意识中，南城这地方，好玩，得享受，却没有地位，下贱。

从北京南城——崇文和宣武的数百年走过的历程中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：北京的南城，是一块与官僚官邸相对的平民之地，也是北京的平民文化之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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